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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往圣繼絕學，啟來軫以通途
——饒宗頤師長教師之儒家思惟與人文精力
作者：劉夢芙
原載：2007年第五期《孔子研討》
【提 要】饒宗頤師長教師之經學、史學、文學研討與詩文創作皆以儒家思惟為最基礎，擴展為六合四方之學，融貫古今，學通于藝，深涵高貴之人文精力，為中華平易近族文明復興作出卓特家教貢獻。饒師長教師之思惟品德，堪為典范，有待深刻研討瑜伽教室，開創儒學之新局勢。
【關鍵詞】饒宗頤 儒家經學 史學 文學 人文精力
一、引 言
2003年，臺北新文豐出書公司印行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十四卷二十冊，都一千四百余萬言（以下簡稱《文集》），洵學苑文林之絕年夜著作也。客歲余幸得曾楚楠師長教師之助，購自噴鼻江，寶氣珠光，輝耀小房。開卷瀏覽，萬象森羅，百靈騰躍，諸如甲骨、簡帛、金石、敦煌曲譜甚至域外奇文異字之考論，門外人如睹天書，安能識其堂奧；略知一二者，經史與集部詩文罷了。饒師長教師之學茫無際涯，然余感觸感染最深者，師長教師治學之思惟本源實在儒家，立品處世之精力品德上承歷代圣賢，窮且益堅，變而后年夜，故能宏開新域，勇拓通途。十余年前，筆者曾承師長教師寄贈《選堂詩詞集》，諷誦之余，撰《論》一文，刊于師長教師主編之《華學》第七輯，尚未為探本之論。故本篇蠡測管窺，參稽《文集》，闡析師長教師經學、史學、文學研討與創作中蘊涵之儒家思惟、人文精力。述此心得，不無謬誤，博雅正人幸有以教之。
聚會場地
二、《經學昌言》之卓識遠見
夫吾國之典章學術，經尼山刪訂，集上古三代之年夜成，施禮樂詩書之教，王官之學散在平易近間，開晚周諸子爭鳴之新局，西哲雅斯貝爾斯所謂“軸心時代”
是也。秦皇混一四海，坑儒焚書，此后兩千余年君主專制沿襲不變；而漢武獨尊儒術，儒家之思惟學說乃漸成華夏文明之主流，雖釋道二氏代興于漢唐，兼以蠻夷紛侵，蒙滿進主，終亦與儒家異化。綱常名教為帝王所用，陽儒陰法，戕害萬平易近，奪全國之公為一家之利，眾人詬之固是；然儒門品德人文之教為平易近族凝集和諧之本，豈可毀哉！降及晚清，閉關鎖國，列強交侮，國勢彌留，維新派與反動家相繼而起，帝制遂風聲鶴唳，易以共和。而軍閥竊據，魯難未已，“五四”期間激進者張平易近主科學之旗，以專制之罪歸獄于儒家，抨擊不遺余力，昆岡火烈，玉石俱焚。壁壘既除，歐西之思惟學術遂風行于知識界，縱有護持儒學者奮力以爭，亦難挽狂瀾于既倒。人心紛亂，政局更糜爛不勝，內戰未休，東倭進寇，神州板蕩，萬井流離，斯則饒師長教師誕生前后之時世也。
師長教師遭遇叔世，所幸者海濱鄒魯之鄉，韓文公遺澤猶存，未為通都年夜邑之風氣所染。師長教師幼承庭訓，讀書于天嘯樓中，寢饋經史；又多蒙鄉前輩薰沐，儒家之學已厚植基礎。不幸尊人早逝，師長教師孝思不匱，紹乃翁之業，著《潮州文藝志》二十卷，其慎終追遠之心，上接千古，鄉邦文獻，賴以傳揚。師長教師弱冠之年即丁國難，播遷于瑤山；輾轉飄零，棲止于噴鼻島，世換滄桑，而為學未嘗有輟。挺拔獨行，艱難求索，誠如朱維錚師長教師所贊：“恬舞蹈教室澹守智，屏祿利于身外；熱腹育人，延華學于一脈。……為六合四方之學，固庵奇勝定庵而尤正；索中印梵躲之奧，選堂博逾觀堂而益精。”（《建饒宗頤學術館記》）。然則師長教師為“六合四方之學”，自有焦點，統領之宗，即在儒門經義。觀夫儒學年夜師馬一浮首創“六藝該攝一切學術”之說，言六藝“統諸子”、“統四部”、“統攝于同心專心”、“西來學術亦統于六藝”；六藝自己亦互攝：“華嚴家有帝網珠之喻，謂交光相羅，重重無盡，逐一珠中遍含百千珠相，交參互進，不雜不壞。……故言《詩》則攝《禮》，言《禮》則攝《樂》，《樂》亦《詩》攝，《書》亦《禮》攝，《易》與《年齡》亦相互攝，這般總別不貳，方名為通”。[1]饒師長教師與馬翁同為通儒，治學門徑略似，惟邊境更為宏敞耳。以六藝之道融貫中外古今，泯天人之界、新舊之跡，致廣年夜而盡精微，極高超而道中庸，非深于圣學者曷克臻此？惜馬翁早逝，否則當與饒師長教師莫逆于心，相視而笑也。
師長教師《文集》卷之四為“經術、禮樂”，首列《經學昌言》，分論殷周《易》學、《書》學、《詩》學、《禮》學、《年齡左傳》以致宋明理學與經學，高低三千年，為文三十四篇，以廣博縝密之考據闡發高深之義理。其次為《古樂散論》，考論古樂器、樂律、樂教、琴學與琴史、詞學與音樂、敦煌《悉曇章》與琴曲，下及明代南曲樂譜與戲文，凡十五篇，重點皆在于“樂”。其三為《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討》，冶古文字與古樂律、地理之考證于一爐。師長教師之經學研討結果集中于此卷，六藝兼通，尤以《經學昌言》遍涉群經與儒學源流宗派，有涵蓋乾坤之氣象。而開篇《新經學的提出——預期會議室出租的文藝復興任務》，最見師長教師之高瞻遠矚，令人感發興起。此文乃2001年11月2日于北京年夜學百年紀念論壇之發言，師長教師“充滿信念地預期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‘文藝復興’的時代”，“可以考慮從頭塑造我們的新的經學”，并指出：
“經書是我們的文明精華的寶庫，是國平易近思維形式、知識涵蘊的基礎；亦是前賢品德關懷與睿智的焦點精義，不廢江河的論著。從頭認識經書的價值，在當前是有主要意義的。”
“‘經’的主要性，由于講的是常道，樹立起真諦標準，往權衡行事的正確與否，取古典的精華，用篤實的科學懂得，使人的文明生涯，與天然相調協，人與人間的聯系，獲得和諧的境界。經的內容，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，而是實際受用的有長遠教導意義的人智學。”
“經書對現代推進精力文明的建設，有積極性的嚴重感化。……五常是很平凡的事理，是講人與人之間，相互親愛，相互敬佩，團結群眾，促進文明的總原則。在科技領先的時代下，更當發揚光年夜，以免把人淪為物質的俘虜。”[2]
“古經典舊簿本的出現與收拾，是弘揚我們的平易近族精力和先進文明的光輝，培養我們對過往知識的新的懂得。我們對古先文獻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給以批評，而是要推陳出新，與現代接軌，把保存在歷史記憶中後人性命點滴寶貴經歷的腴膏，給以新的解釋。”
師長教師進而指出東方文藝復興乃人文主義之產兒，其考古任務發揮決定性感化。而吾國近半世紀以來出土文物之豐富與夫考古1對1教學所得之成績，與東方可相匹敵，“假如本身不做，亦有人家為之越俎代辦，所以我們不克不及不奮起直追”。“自豪與自貶都不用要的，我們的價值判斷似乎應該樹立于‘自覺’、‘自負’、‘自負’三者結成的互聯網之上，而以‘求是’、‘求真’、‘私密空間求正’三年夜廣闊目標的尋求，往完成我們的任務。”師長教師贊成季羨林師長教師多年倡導之天人合一觀，且釋為“天人互益”，“一切的事業，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并以此為歸宿”；“‘益’是積極而富建設性的觀念”。[3]
學界周知，季羨林師長教師論說東東方文明，謂東方科技數百年來之發展，已產生種種問題，天然環境遭嚴重破壞與淨化，人與人、國與國之間仇視殘殺，惡勢力橫行，長此以往，人類與地球必將同歸于盡。是以必須以東方文明“天人合一”之觀念濟東方文明之窮，雙方取長補短，以達和諧，人類前程方有盼望，此即“三十年河東、三十年河西”之說[4]。知識界于季師長教師之主張，支撐者固多，譏嘲者亦不勝枚舉。而近年平易近間發起讀經，以儒家典籍施教于兒童，亦頗遭非議，責讀經為“封建主義沉渣出現”、“復古發展”如此[5]。實則諸多批評者仍不脫“五四”以來二元對抗之西式思維，于吾國汗牛充棟之經籍殊乏切實深刻之研討，惟以批評代建設，師法歐美，亦步亦趨，如影隨形，適成“殖平易近化”心思罷了。饒師長教師久居噴鼻港，數十年間親歷亞歐美諸國，通英、法、德、日語及梵文、巴比倫文、希伯來文，視野宏闊，于東東方文明皆良知知彼。安身點雖在中國傳統，但絕非妄自負年夜，與昔時抱殘守缺、自覺排外之老輩不成同日而語。師長教師以不驕不躁之心態與清明之感性平章學術，瞻望新世紀中國之文藝復興，必以考古釋經為基礎，以“求是”、“求真”、“求正”為目標，立論正年夜，堅不成移。近百年來吾國屢遭大難，元氣凋傷，固有政治體制與社會反動之種種緣由，然知識界之過火急躁，輕棄家珍，長城自毀，豈無應負之責哉！撥亂歸正后國家于文明廢墟中艱難突起，吾人實應痛定思痛。欲樹立平易近族之自負心，重建文明，舍卻數千年優秀人文傳統之基礎，一味馳心外騖，必蹈覆轍。當如饒師長教師之博學篤行、慎思明辨，通歐亞之郵，取中和之道，繼往開來，綜合創新，方為正軌也。
《經學昌言》中系列論“禮”之文，有《史與禮》、《殷禮提綱》、《中之‘禮經’及主要禮論》諸篇，考釋甲骨與簡帛，兼參群籍，闡明“史以禮為綱”、殷代卜辭中祭禮賓尸之義、《年齡》為禮義之大批，是經而非史，多方論證舞蹈教室以禮立國之主要性[6]。而《釋儒——從文字訓詁學上論儒的意義》一篇，先引章太瑜伽場地炎說儒為“方術之士”及胡適釋“儒”之本義為“文弱迂緩”，再博考群書，以文字訓詁之方式為“儒”正名，糾章、胡之誤。據師長教師之緊密考證，“術”字應取其通義，訓為“道”或“藝”，則《說文》所稱儒是術士，乃泛指‘有道義之人’，并非“術教”或“方術”之士。而儒有“正人儒”與“君子儒”之分，孔子諄諄告誡子夏，勉其“為正人儒，勿為君子儒”，修己安人，濟時濟世。專主“荏弱”者乃老子，儒家并不以柔立教，孔子主中道，剛柔兼濟。“儒”之訓“柔”，詞意并非荏弱迂緩，而是“安”，是“和”。“人與人間的相安，有待于禮來維持；人與人間的和諧，有待于樂來調節。禮樂二者，是求安的最好東西，所以儒家很是重視”。“中國數千年歷史的綿延，可說是靠著‘安’這一觀念的維系。‘安’的人生觀是中國平易近族融會與團結的焦點氣力，是中國文明真精力的吐露。這無疑地應歸功于儒家思惟之所孕育”。“儒家對‘安’的尋求，是一個很正常而又有價值的人文思惟。這個公道而美滿的希冀，其實該是人類保存的配合鵠的。”[7]饒師長教師此文，鼎力廢除近代以來學術界對儒家之成見，指明“安”、“和”為中國文明之真精力，且具有普世價交流值，可謂撥云見日。師長教師倡言吾國文藝復興，必先樹立經學，重釋經典，上述諸文即最佳示范也。
《易》為六經之首，數千年來非但影響吾國知識精英，蒼生亦日教學場地用而不知。張岱年師長教師謂“天行健，正人以自強不息”；“地勢坤，正人以厚德載物”乃中華平易近族之基礎精力。據古人研討，科學界如電腦之二進制；物理學之量子論、相對論、規范場理論、超弦理論；性命基因遺傳之六十四組密碼，皆為《易》所涵。誠這般，可謂《易》道廣年夜，無所不包，照射三才，暉麗萬有矣。饒師長教師遍治群經，深明《易》理，諸如履霜凜冰、疾行敬德之憂患意識，剛柔相推、陰陽轉化之辨證思維，彌綸六合、通貫萬物之宇宙觀，生息不斷、開拓日新之創造性，皆渾融于師長教師著作中。師長教師之經學研討，內涵深博，茲舉其犖犖年夜者，以見師長教師思惟之最基礎，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有共享空間待于多方摸索也。
三、《年齡》之筆，歷史之秤
饒師長教師云：“盈六合間之一切資料，無非史也。”《文集》十四卷，自首卷“史溯”甚至第十三卷“藝術”，皆廣義之史，末卷為駢散文、詩詞創作，亦文中有史、詩中有史。茲則專論師長教師治史之主旨，乃上承先圣，非同時下考古家與史學家只知文物史料，而昧于義理也。《文集》卷之六，分高低兩冊，上冊《國史上之正統論》乃師長教師力作，蜚聲海內。是書由兩年夜部門組成：先為“通論”，合“結語”共十三章，評章百氏，教學考鏡源流，褒貶長短，自抒胸臆；再錄歷代有關“正統論”之文獻，網羅宏富，師長教師加以“按語”，抉隱闡微，精義絡繹。在分小樹屋論歷代“正統論”之后，“結語”曲終奏雅，充足顯示師長教師之史學觀，其要點為：
1、自漢以來，史家努力于正統問題之探討，其精華“在于闡釋若何始可以承統，又若何云可謂之‘正’之真諦。”“私人史書所以可貴，其故有三：一、不受史局之約束；二、不為當前史學風氣及政治立場之所囿；三、有超時空限制之精力，對于史事可作從頭評價。”
2、“史家之尚論史事，貴能據德以衡史，決不成徇史以遷德。史家眼中對于帝王（統治者）僅視作歷史人物對待，其長短得掉，均得加以權衡判斷。”
3、“歷來持正統論者，每局于夷夏之辨，此在偏安之世則然，若年夜一統局勢下，則地既無疆，天亦無外。”“蓋中國自周秦以后，即本全國觀念以看歷史，視歷史為一整體，……從過往人事覓得配合規律以為行動之龜鑒。故中國史家自來即富有為六合立心，為萬世開承平之豁達氣度。”
4、“歷史之作，正所以明人事之真長短，而調和于正，故史家秉筆必據正立論。”[8]
饒師長教師之史學觀念，一本于《年齡》。孟子云“王者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后《年齡》作”；“孔子成《年齡》而亂臣賊子懼”。故《教學場地年齡》為道義之書，是經而非史也。馬一浮師長教師曰：“《年齡》之年夜用在于夷夏、進退、文質、損益、刑德、貴賤、經權、予奪，而其要則正名罷了矣。‘必也正名’一語，實《年齡》之要義。……故曰：‘《年齡》長于治人’、‘《年齡》之掉亂’、‘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年齡》’也。人事浹，霸道備，在得正罷了矣”[9]。饒師長教師與馬師長教師笙磬同音，深明《年齡》年夜義，于《通論·結語》之最后重申“歷史上之裁判，既為史家之責任”，“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，常人之終，必受秤權衡，以定其功罪。吾謂神斷之秤，不如歷史之秤。歷史之秤是謂之正。”[10]蓋孔子作《年齡》，持正名之旨，斥諸侯之亂，垂千古之鑒戒，目標在于聳善抑惡，所操者正乃歷史之秤。孟子亦云“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。”孔孟皆極富批評精力，據德以衡史。饒師長教師繼承孔孟之精力，視道統高于帝王政統，特標歷史之秤，觀點鮮明，詞嚴義正。《正統論》一書，使行將湮滅之吾國傳統史學思惟昭彰于世，是為師長教師對當代史學界之杰出貢獻也。
《文集》卷十四中《瑜伽教室選堂賦存》有《承平天國典制通考序》，論承平天國“傾覆之故，不越二端。曰有兵而無平易近，曰有政而無教。……取平易近之貨，謂全歸于天朝；毒平易近為兵，固無憂于蓄眾。加以刑罰慘酷，疇不率從？觀夫五馬磔體，慨峻法之復行；燃腹為燈，知人心之難服。此有兵無平易近之過也。……倡還魂之說，難以牖平易近；詔下凡之書，何裨名教？是以平易近不見德，惟亂是聞；士皆裂冠，相攜以往。人之未亡，邦國先瘁。此有政無教之掉也。”師長教師并非一味批評，繼而指出承平天國運動于后世之正面影響：“揭滿漢之辨，則年共享會議室齡夷夏年夜防之義存焉；宣天主之訓，則中西文明交通之效著焉。雖光復之功，同諸畫餅；而平易近族精力，斯其木鐸。共和建國之業，未始不肇基于此也。且田畝之制，男女同等，使各盡所能，同耕共享，則平易近權平易近享之說，又何曾不導源于茲也”[11]？當今作承平天國史者，每極力粉飾，所謂‘農平易近起義乃歷共享空間史前進之動力’，諱言其以天主設教，實為愚平易近，掩其毀滅文明、濫殺無辜之罪過；而昔時詛咒洪楊、頌揚湘軍平亂者，亦走向極端，未能開掘承平天國之歷史價值。師長教師則平情立論，且“結悲異代，嘆息彌深”，[12]以仁者之心評其功過，公平客觀，斯乃“歷史之秤”也。而《稽古稽天說》中論現代史云：“觀戊戌之敗，平易近國以來，老成人不在其位，人競嗜新，留學少年以所學為政治之試驗品，亂國之根，即萌于此，可不引為龜鑒！”[13]眼光如炬，洞見百年來國家受病之源，《年齡》之筆，發人深省也。
師長教師論古史之重建，主張采取三種途徑：盡量運用出土文物之文字記錄，作為三重證據之重要依據；充足應用各地區新出土文物，詳考其歷史佈景，作深刻探討；在能夠范圍下，應用同時代其他古國之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討，以獲得同樣事物在分歧空間之一種新認識與懂得。同時對沿用已久或時下風行之治史方式提出批評：“我們要防止應用一套外來的不切實際的理論往堆砌主觀架構，來強行套進，作出未能愜心饜理的解說，這是懶惰學究的陳腐方式。我們亦要防止應用舊的口號，像‘年夜膽假設’之類，先進為主地往作一些‘無的放矢’的揣測功夫，這是一種浪費。總而言之，我們要實事求是，認真往認識歷史”[14]。明顯可見，此為對胡適以及顧頡剛等“疑古派”之批評。以歐化形式削足適履，名曰“科學方式”，實為偽科學，其結果必成歷史虛無主義。師長教師倡言研討古史之法，有撥亂歸正之嚴重意義。
四、文學研討與創作之志節與精力
潮州為韓文公教化之地，千載以來，流風未絕。師長教師之尊人饒鍔翁即以韓文為極則、為本根，殷殷寄看于“昌黎之學之興于潮”。師長教師自幼深受家學與師道之影響（其古文教師王慕教學韓，字師愈，誨門生做古文從韓文進手），為文宗法昌黎，立年夜養氣，奠基基礎；并精研韓學，多有創獲[15]。昌黎勇于匡時救弊，因諫唐憲宗迎佛骨而遭貶，其剛正不阿之風節氣概，為后世樹立榜樣，潮汕之間，頗多義烈之士。饒師長教師《文集》中有《廷鞫實錄序》，乃其少作，敘明代揭陽儒士薛侃犯顏直諫，陷逆瑾之獄：“七次被鞫，一詞弗易，屹若泰山，硬如鍛鐵，幽有鬼神，明有君父，玄首可斷，赤志無欺，浩然之氣，亦云偉矣。”[16]自昌黎至薛侃，可見儒家真精力之傳承，饒師長教師闡鄉賢之潛德幽光（后又有薛侃與明末義士郭之奇兩家年譜之作），文明基因在此，非偶爾也。
抗戰期間，師長教師流離轉徙，長歌短詠，詩賦并作，《文集》中儷體多篇，具見師長教師之風骨懷抱：“何烽燧之連延兮，悼蒼生之震愆。紛湖海其洶沸兮，逢否塞而播遷。……傷洙泗之敝屣兮，從九蘧以嬉游。纘佚狐之余緒兮，明吾道于年齡。求魯連于海阪兮，幸神明之與休。……懷瑾瑜而履信兮，服儒服于終身。覬中興之目擊兮，又何怨夫逋播之平易近”（《小房賦》）[17]。“吁嗟乎，日月可以韜晦兮，蒼穹可以頹圮。肝膽可以涂地兮，金鐵可以銷毀。惟六合之勁氣兮，歷鴻蒙而終始。踽踽涼涼兮，孰得而衰微之。鼓之以雷霆兮，震萬類而齊之。予獨立而縹渺兮，愿守此以終古。從鄒子于黍谷兮，待吹熱乎荒土，聽鳴笛之憤怒兮，知此志之不成以侮。倘天漏之可補兮，又何幽昧之足懼也”（《囚城賦》）[18]。弘毅之懷，磅礴之氣，足以起頑立懦。另如《宋王臺賦》“效西臺之哭涕”，《馬矢賦》“悲故國之腥羶”，《白云賦》“思王母之劬勞”，《燭賦》“待重光兮天然”[19]，與《瑤山集》中詩并讀，均見師長教師于萬方多難、艱私密空間危拮據之時憂國憂平易近、矢志不移之節操，與儒家士正人之精力一脈遙承也。
屈原為吾國詩史首標姓氏之愛國詩人，忠魂烈魄，與日月爭光。其“蘇世獨立、橫而不流”之人格與氣節，尤為饒師長教師仰慕，故以《楚辭》為文學研討重點之一。早年著《楚辭地輿考》，糾錢穆師長教師書中“屈原放歌，地在漢北；《楚辭》所歌洞庭、沅澧諸水，本在江北”之誤，乃師長教師之成名作。《文集》卷十一“文學”收有關《楚辭》之論著多種，考證屈子曾熟讀《論語》、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年齡》諸書，《離騷》表現之思惟，與儒家經學心心相印，楚人實受華夏正統文明之陶冶，因此屈子《離騷》一如《詩》之言志。《自序》云：“……屈子之學，源出于儒，蓋不誣己！……夫前人遠矣，誦其書者，貴能窺其志之所存。……故《離騷》者，詩也。其論次前古治亂之故，則詩中有史矣。……予悲屈子內美之合于《易》、《庸》中正之義，猶晦暗而不見白于后世也，故因是書而發之”[20]。詩人、學者曾克耑序《楚辭書錄》，稱“治《騷》之先路，而乃于饒子發之”，“殆以出身所遭，與屈子無殊，《哀郢》、《懷沙》之痛，明王宗國之思，無人故都之嘆，雖避地海阪，固未嘗夢寐忘也。……其微旨所寄，所以詔國人范來學，意至深切警悚矣”[21]。而《與詞曲音樂》，進而闡明《楚辭》“可以培養出一種‘渺視萬物’的人生態度，進步一個人的獨立人格，踏進另一超現實的精力境界”[22]，《詩經》與《楚辭》同為中國文學之草本水源，后世文士與詞人之生涯與創作，無不受其影響。又論屈子遠離之心：“文中于往楚之情，低回往復，若不克不及自已者。是所云‘離心’，即離憂也，亦即離騷也。寧溘逝世以亡命，而不忍枉道以茍合，此固屈子之初衷。然于楚宗國之邦，義無可往，離乎，否乎？將安抉擇？此牴觸心思，即《離騷》一文所為作也”[23]。蓋年夜陸鼎革之際，師長教師一介儒士，抱璞守貞，不往必罹劫難；既往又瞻顧鄉邦，依依不舍，此種極牴觸極悲苦之心思感情，與屈子異代相符。而屈子九逝世猶未悔之志，恰為師長教師治學之精力動力，是則艱難困厄，玉汝于成，禍兮福所倚也。又觀《文集》卷十四中“儷體篇”載《汩羅吊屈子文》：“余此心之不朽兮，與元氣而為侔。亙千載猶號屈潭兮，莫怨浩蕩之靈修。……惟公之魂無不在兮，何須求乎故宇。覓六合之正氣兮，惟夫子之高舉。……雖遺跡之非昔兮，企前賢以踵武。欸騷臺之悲風兮，鎮彷徨而不克不及往”（此文未標明寫作年月，似作于1980年游湖南期間）[24]。千載以來，每值滄桑易代，詩人輒思 TC:9spacepos2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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